葡萄牙人对香港的认识早于英国人。16世纪葡萄牙的航海图上，曾将香港的鲤鱼门书作“盐江口”，可见葡萄牙商船航经鲤鱼门，往来于港澳之间为时已久。
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期，因地理条件的便利，便有许多葡萄牙人由澳门赴香港定居经营。亚马达切斯特洛在《香港葡侨》一文中，引用白乐贾的话说：“居于香港之葡人，生活极为艰苦，日间工毕，无娱乐去处，夜里又因城内歹徒横行，不敢外出。他们皆为安分守己，努力工作的人，晚上唯与亲朋团聚在家，共叙天伦，以消磨时间。对外界事，除非必要，则无理睬。此等初期香港的澳门葡人，对开发香港成为要港，居功至大。”
香港开埠后的二十年间，至少有800名葡人在香港定居。至1860年，香港政府聘用的葡人将近40人，被普通英国人和外国洋行雇为职员的则有150多人。那些在洋行工作的葡人往往充当译员。因为当时华人不会说英语。当时确实流行称为洋泾浜英语（Pidgin-English）的混合语言，但是，重要的翻译工作，还是需要译员来做。
来自澳门的早期香港葡人格兰披里曾任香港警官。他见香港警力不足，对日益繁重的警务，难以应付，便向澳门警方求援，使香港治安稍趋安定，犯罪率得以下降。香港域多利监狱瘟疫盛行时，葡医佬楞佐贝莱博士负责治疗，贡献很大。
从经济方面看，香港开埠之初，便有一些澳门葡人在港经商取得成功。例如，来自澳门的雷米迪斯（J.J. dos Remedios）冒险从事航运服务业，临终时，他的财富已积累至100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财产。另一名葡萄牙航海家罗萨瑞欧（Marcos do Rosario）是斯蒂芬森洋行（Stephenson & Co.）的合伙人，经营与澳洲港口有关的业务，并获得成功。
早年澳门葡人在香港开设的规模较大的商行，还有罗桑的域多利药房、白乐贾的医务堂药房、苏桑的皇后道药房，以及哥斯达和德山合办的香港汽水公司。规模较小的，则有多士赖美弟斯、马哥士多罗三略、以都亚多贝莱拉、罗拔杜德西华等开办的商行。
20世纪前期，澳门葡商在香港开设的一些商行生意非常兴隆，对沟通葡语世界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作用很大。例如，1914年前，葡商布爹路兄弟（B.J.Botelho, J. Heitor Botelho 及P.V.Botelho）在香港创办绍和洋行，又先后在上海、青岛、济南、厦门、福州、梧州及旧金山、纽约开设分号。该行进口菲、葡、美所产雪茄、纸烟、软木塞、软木制品、打包箍、沙丁鱼、蜜饯等；出口桐油、茶叶、爆竹及其它中国物产，销往世界各地；兼营航运及佣金代理业务。沪行设有仓栈多处。又如，1914年前，原三利洋行职员梳沙(E.V.M.R.de Sousa)在香港德辅道中开设葡商贸易行梳沙洋行(.De Sousa & Co.)，并在上海设立分号。该洋行进口面粉、皮件、染料、搪瓷器皿、食品、玻璃器皿、棉花、亚麻布、呢绒、电器、发动机等；出口大米、茶叶、生姜、锡器、皮件、生皮、头发、精油及其它中国物产。再如，1925年前在香港德辅道中开设的葡商贸易行经济贸易公司（Economical Trading Co.）在九龙设有营业所，代理几家欧美厂商公司。澳门新马路澳门经济贸易公司、经济自由车公司和澳门西洋输运汽车公司均为其产业。
澳门葡人对香港印刷业贡献很大。例如，1844年，澳门葡人罗郎也（Delfino Noronha，又译为德芬诺）便在香港开设了著名的罗郎也印字馆。有人认为此为香港有印务所之始，罗郎也是澳门葡人在香港开拓商业的第一位。罗郎也印字馆承印《香港政府宪报》（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及其它零担业务。1867年改组为父子公司，更西名为“Noronha & Sons”，包揽英国驻华使领馆印务，兼营一般书籍文具商业务。1878年，该馆兼并上海望益纸馆（Carvalho & Co.），成立上海分号。该馆1940年代尚见于记载。1867年前，葡商卢斯（J.A. da Luz）在香港嘉咸街开设了今孖素印字馆，承办商业印刷业务。1884年，葡商机地士（Florindo Duarte Guedes）在香港云咸街开设机地士印字馆，经营印刷和出版业务，曾出版发行葡文报刊《中国回声》(O Echo da China)和《远东》(O Extremo Oriente)，1920年代尚见于记载。早年澳门葡人曾与香港华人合作在香港大屿山开采银矿和铝矿。白乐贾写道：“当时，有数名葡萄牙人，曾与中国人合作，在两处大屿山地方，开采银矿与铝矿。这两处一个是在现在的银矿湾，另一个是利马坑。今在此地的老一辈的居民，还能记得实有其事。”
澳门葡人对香港的园艺事业贡献也很大，他们将一些珍稀的树木和花卉引进到香港。前面提及的印刷业实业家罗郎也是一位热心的业余园艺家。在朋友的协助下，他先后将澳大利亚著名的冷杉和松树、新加坡的椰子树引进到香港。1876年，罗郎也和另一位葡商在九龙油麻地购买了两块土地和5英亩农田。罗郎也和业余植物学家索瑞斯（Mathias Soares）经常乘船从香港岛到油麻地从事园艺工作，并在大陆的欧人园地中首次生产出菠萝。菠萝种植后来成为新界重要的产业。当时在油麻地罗郎也的园地顺利生长并取得丰收的果树有香蕉、番樱桃、桃树、无花果和普通的番石榴等。澳门葡人在香港热衷于花卉种植。19世纪末，每年为香港花卉展提供大量各种花卉的是九龙一所经营良好、面积最大的花园。这所花园是葡人所有的。业余植物学家索瑞斯在西营盘有一个小花园，进行鲜花栽培试验。他将姜黄色百合花的球茎引进到香港，使这种鲜花在夏季普遍出现在居民的桌子上，或其它装饰物上。后来担任过葡萄牙驻香港总领事的罗马诺（A.G.Romano）在薄扶林经营了一个花圃。他最大的爱好是栽培稀有花卉，收集蕨类植物和兰花。
在语言方面，澳门葡人对英语，特别是涉及到东方事物的英语词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早年葡人在澳门、广州，最终是在香港与英国人的交往，导致他们将许多纯粹的葡语词汇，以及葡人从其它民族借用的词汇引进到英语中。澳门葡人的土语对早期中英贸易时代产生的洋泾英语也有过重要影响。这可从早年的文件和书信中看出。澳门葡人引进到英语中的词语主要是有关商业的，涉及财政、货币、度量衡，例如picul（担）、catty（斤）、cash（现金）等，这些都不是来自中文。英语中还有一些与商业和生产有关的词语是来源于葡人，例如Bamboo（竹）、banana（香蕉）、bhang （印度大麻）、mango（芒果）、tapioca（木薯淀粉）、papaya（薯木瓜）、plantain（车前草）、betel-nut（槟榔子）、jack-fruit（木菠萝）、saffron（藏红花）、camphor（樟脑）、sandalwood（檀香）、 beche-de-mer（海参）、cocoa（可可）、agar-agar（石花菜）、arrack（烧酒）、ginseng（人参）等。
通常在英语中使用而纯粹是来自葡语的词汇有praia（普腊亚，佛得角群岛首府）verandah（走廊）、mandarin（中国官员、官话）、compradore（买办）linguist（语言学家）、galleon（西班牙大帆船）、caravel（西班牙和葡萄牙轻快多桅小帆船）、stevedore（码头工人）、factory（工厂）、factor（因素）等。还有一些后来在英语中运用的词汇，如 bazaar（东方国家集市）、bungalow（平房）、pagoda（塔）、compound（院子）、amah（保姆）、boy（男孩、男仆）、coolie（苦力）、lascar（印度水手）、peon（听差、奴仆）、sepoy（英军中的印度兵）、molosses（糖浆）、lorcha（中国、泰国等地欧式船身的三桅帆船）、massage（按摩）、tank（大容器）、chintz（擦光印花布）、curry（咖喱）、copra（干椰肉）、jute（黄麻）等，是最早由葡人在印度和东南亚其它地区使用，然后传入澳门，再传入其它地方。涉及家用物品的普通名词，包括porcelain（瓷器）、parasol（女用阳伞）、palanguin（东方国家四人或六人抬的轿子）、cuspidor（痰盂）、kimono（和服）、calico（白布）、taffeta（塔夫绸）、shawl（披巾、围巾）、cambric（细薄布、麻纱）、cashmere（开士米）等，英语是受惠于葡语。
英语中某些动物和昆虫的名称是受到葡人的影响，如mongoose（?）、alligator（短吻鳄）、albatross（信天翁）、buffalo（水牛）、cobra（眼镜蛇）、mosguito（蚊子）等。
早期港澳关系的上述史实说明，葡语世界曾经对香港的发展产生过某些影响，澳门是葡语世界在亚洲对外交流的一个中心,它促进了葡语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和语言文化交流。如果澳门今后能够保持这一历史传统，继续推动葡语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澳门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将能做出更多的贡献。
注释：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1990年台湾出版，第120页。
J.M.白乐贾：《香港与澳门》（J.M.Braga,Hong Kong and Macao.），香港格拉费科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65－66页。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第121-122页。
J.M.白乐贾：《香港与澳门》，第65页。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第121页。
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67、468、617页。
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第144、240-241、778-779页。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第119页。
J.P.白乐贾：《香港的葡萄牙先驱者──在九龙的园艺试验》（J.P.Braga,Portuguese Pioneers of Hong Kong-Horticultural Experiments at Kowloon.），《澳门评论》1930年出版，第10－15页。
J.M.白乐贾：《香港与澳门》，第66、67页。
From:https://www.dbfei.com/Article/putaoyayu/201311/84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