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伏尔泰少年时期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大路易学院，以后一段时期攻读法律，但不久就放弃了。作为一个巴黎年轻人，他很快便闻名遐迩：他才思敏捷、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皆成诗文。但是在法国旧制度下，有这样的才华会遭灾致险。伏尔泰由于写了一些政治诗文，被投入巴士底监狱。1718年伏尔泰被释放不久，他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伏尔泰二十四岁就已闻名于世，在余生的六十年间，他是法国文学的主要人物。
伏尔泰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深懂生财之道，他逐渐独自成为一个富翁。但是在1762年，他遇到一些麻烦。伏尔泰已成为自己所在时代的最机敏、最著名的演说家（也许是超乎时空的），但是一些法国贵族人士认为他缺少一个平民所应具有的谦逊。这导致了伏尔泰和这样的一个贵族罗昂骑士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的论战，伏尔泰在舌辩中以智取胜，使对方瞠目结舌，无地自容。可是不久以后，这个骑士就唆使一帮恶棍突然殴打了伏尔泰，后来又把他投入巴士底监狱。伏尔泰答应了离开法国的条件，不久被释放出狱。因此他前往英国，大约住了两年半。
伏尔泰在英国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他学会了英文，通读了约翰·洛克、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和威廉·莎士比亚这样一些著名英国人的著作。他还结识了当时大多数主要英国思想家。莎士比亚以及英国科学和经验论都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民主和个人的自由与伏尔泰在法国所知的政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有哪一个英国贵族能发布一项密令来匆匆把伏尔泰投入狱中。如果以某种非正当理由而把伏尔泰拘留，那么一份人身保护令就可以使他立即获释。
伏尔泰回到法国，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学著作《哲学通信》，通常称为《论英人书简》。该书发表于1734年，它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在《论英人书简》一书中，伏尔泰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约翰·洛克和其他英国思想家做了一番大体上赞许的描述。该书的问世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愤怒，伏尔泰又被迫离开了巴黎。
在随后十五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伏尔泰是在法国东部的西雷度过的。在那里他成了一个侯爵聪慧文雅的妻子夏特莉女士的情夫。在她去世后的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大王腓特烈私下邀请前往德国。伏尔泰在波茨坦腓特烈的王官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起初他与才华卓越、智慧超群的腓特烈交往甚密，但是两人最终发生了口角。1753年伏尔泰离开了德国。
离开德国以后，伏尔泰来到日内瓦附近的一家庄园定居，在那里他可以免遭法国国王和普鲁士国王的迫害。但是他的自由见解甚至使他在瑞士的处境都有点危险。因此1758年他移居到法瑞边境附近的弗尔尼一家新庄园上。在那里，如果当局找他的麻烦，他就可以有两个逃跑的去向。他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写出大量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与整个欧洲文化领袖通信，接待来访。
在所有的这些年间，伏尔泰文学作品的数量一直未减。他是一位难以令人置信的多产作家，也许是本册人物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总计起来他被收集的作品共有三万多页。其中包括史诗、抒情诗、信件、随笔、长篇小说、短篇故事、戏剧、以及重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伏尔泰一向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坚信者，但是当他接近古稀之年时，法国发生几起惊人听闻的迫害新教徒事件。在激怒之下，他致力于对宗教狂热主义进行的一场智识讨伐。他写了许多本政治小册子，抨击宗教上不容异说的言行。他还喜欢在他的每封亲笔信上用“Erasez I'infame”作为结束语，意思是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对伏尔泰来说，这个臭名昭著的东西就是宗教的偏执和狂热。
1778年，八十三岁高龄的伏尔泰返回巴黎，在那里参加了他的新剧《和平女神》的首次公演。许多观众为他喝彩，呼之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老人”。数以百计的敬慕者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登门拜访。但是伏尔泰的生命不久就完结了，他于1778年5月30日在巴黎逝世。由于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教权主义，因而不能在巴黎举行基督教葬礼。但是十三年后，胜利的法国革命者挖掘出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巴黎伟人祠。
伏尔泰的作品如此之多，以致用一篇短文都很难列出他的主要著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一生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他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就是必须得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一句话常被人们认为是他说的：“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它的权力”。虽然伏尔泰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明确声言，但是这肯定反映了他的态度。
伏尔泰的另一个原则是他对宗教自由的信念。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反对宗教不自由和宗教迫害。虽然伏尔泰相信上帝，但是却坚决反对大多数宗教教条，不断地指出有组织的宗教是根本虚伪的。
十分自然，伏尔泰决不相信法国有头衔的贵族要比他更英明或更善良，他的听众也完全明白所谓的“王权神授说”是一派胡言乱语。虽然伏尔泰自己远不是一位现代式的民主主义者（他有赞成一个强大而又开明的君主的倾向〕，但是他的主要思想鲜明突出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世袭制度。因此，他的追随者大都恰好赞同民主政体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处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对1789年的法国革命具有实质性的贡献。
伏尔泰自己不是科学家，但却对科学有一定的兴趣，是弗朗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实验观的坚定支持者。他是一位重要的、有才干的历史学家，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他的世界通史《论民族风俗与民族精神》。该书有两个主要方面与从前大多数历史书不同：第一，伏尔泰承认欧洲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写亚洲的历史；第二，伏尔泰认为文化史一般说来远比政治史重要。因此他在书中主要是写关于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艺术的发展，而不是关于国王及其之间的战争。
作为哲学家，伏尔泰远不如本册中的其他几位具有创新精神。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如约翰·洛克和弗朗西斯·培根等其他人的思想，加以重新叙述，使其大众化。就是通过伏尔泰的作品（比通过任何其他人的都多），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观念才传遍了整个法国，以及欧洲许多其他地区。虽然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作家（狄德罗、阿朗贝尔、卢梭、孟德斯鸠等等），但是应该说伏尔泰是这场运动的卓越领袖。第一，他那辛辣的文学风格、长期的生涯和巨多的作品，使他远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拥有更多的听众。第二，他的思想代表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第三，从时间上来看，他出现在所有其他重要人物之前。孟德斯鸠的伟大著作《法意》直到1748年才问世；著名的《百科全书》第一卷于1751年问世；卢梭的第一篇论文写于1751年。但是伏尔泰的《论英人书简》发表于1734年，而且该书发表时他已闻名有十六年之久了。
伏尔泰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老实人》外今天已没有什么读者，但是在十八世纪却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因此伏尔泰在最终导致法国革命的舆论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影响也不只限于法国：象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墨迪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美国人也熟知他的著作。
把伏尔泰和他的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让·雅克·卢梭相比较是令人感兴趣的。伏尔泰的整个世界观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他比多愁善感的卢梭更多地站在启蒙运动的主流之中。在十八世纪中，伏尔泰是两者中较有影响的一位；但是卢梭是更富有创造性的一位，今天他的作品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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